【主要内容】
民生性支出不足一直是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的突出问题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地方政府面临更大财政压力，民生性支出不足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。发展经济学文献及诺斯等学者认为，制度和技术的变化是引起经济变化、改变各主体的行为的最根本的因素。这意味着，在制度之外，技术的变化将可能带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，从而改变民生性支出和民生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。互联网技术在人们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，也使得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更加多元化，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，从而有利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，缓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，使得政府行为得到更有效的监督。那么，在上述情形下，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是否以及如何推动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？
魏福成团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。利用2003-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，构建线性固定效应模型和非线性的面板门槛模型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普及对民生性（医疗）支出占比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，但呈边际递减的趋势。通过工具变量法、更换度量指标、考虑政策冲击等方式进行充分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，以上结果仍然保持稳健。异质性分析发现，互联网普及率对民生性支出占比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，但中部地区具有后发优势，作用效果更强，而西部地区则不够明显（由于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低）。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，提高受教育程度和抑制腐败是重要传导机制，而在我国发展不充分的国情下，财政透明度的中介效应并未显现。
【主要创新】
从信息技术这一数据要素角度出发，本文论证了互联网普及对民生性支出的非线性影响，拓展了财政支出结构相关文献。
本文研究表明，在制度之外可通过互联网普及等技术性手段改革财政支出结构，从而提供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新颖视角，对我国提升民生性支出占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已有文献多从财税体制、政绩考核体系等制度性角度探究财政支出结构问题，然而这些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具有较强的刚性而难以改变，本文在制度之外从技术角度探究如何提升民生性支出占比，是一个可行思路。
【政策启示】
第一，在制度之外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促进财政支出结构优化，是一个可行办法，因此应提升互联网普及率，以充分发挥互联网普及带来的积极效应。一是支持提升我国互联网信息化建设水平，降低互联网使用门槛；二是重点支持西部地区和乡村落后地区互联网建设，促进这些地区互联网普及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的发挥。
第二，大力支持“互联网+”融合发展，有助于互联网普及作用于民生性支出的渠道的充分发挥。一是促进“‘互联网+’教育”的发展；二是促进“‘互联网+’监督”的发展；三是促进“‘互联网+’政务”的发展和加快政务一体化建设。
第三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，需认识到依托于互联网等数据要素的重要性，提高基础建设应用层面软实力；同时应完善绩效预算，减轻财政支出结构僵化问题，提高资金效率。
【作者简介】魏福成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、文澜青年学者，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、新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。论文发表于《经济学（季刊）》、《管理世界》、《经济研究》和《税务研究》等期刊，研究成果荣获湖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、陕西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，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和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。
【原文链接】https://czyj.chinajournal.net.cn/WKG/WebPublication/paperDigest.aspx?paperID=f1ebcb29-310b-43bf-9a91-a940c2107a99